编者按：在本刊2006年第11期我们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的《上海：崛起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一文。在文中，潘教授指出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众多优势。尽管如此，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回过头来看，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竞争更是热闹非凡。为数众多的城市正在争夺这个头衔，上海、北京、天津毋庸赘述，深圳、广州也在竞争行列。那么，金融中心之争缘起何因？这种竞争是否理智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袁增霆博士自有一番见解。
　　现代城市对于成就金融中心的向往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国外著名城市之间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角逐愈演愈烈，国内城市间的金融中心之争也一直是有增无减。进入2006年第三季度以来，突然发力的天津在新一轮的竞争格局中可谓独领风骚。乐观地预测，如果天津滨海新区宏伟的金融创新与试点计划能够付诸现实，其结果将是一个全国性金融中心的诞生。然而，国内对全国性金融中心心仪已久的城市并不在少数，甚至也有更多的城市梦想成为国内的区域金融中心。面对国内城市复杂而又不乏跌宕起伏的金融中心之争，笔者在此略作探悉。
　　
　　背后的利益之争
　　
　　是哪种力量驱使着地方政府将所辖城市推上金融中心之路呢？事实上，地方政府打造金融中心的动机并非缺乏理性。如果说房地产可以被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城市的名片，相比较而言，金融中心的象征意义则显得更为高贵，更像是一枚让人引以为豪的城市勋章。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斯就曾在其城市发展阶段论中将金融业的发展定格为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点对此后世界范围内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城市开始以此为由对金融业进行重点规划和优先发展，城市的金融发展成就也常常被看作可以评价地方政府管理业绩的一个标准。即使到了最近，各种具有行为诱导倾向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也大多将城市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放在重要位置。在2006年世界银行研究所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绩效与可持续性的研究项目中，则将国际金融机构的数量作为城市全球化水平的测量标准，并以此解释开放城市的绩效。以上有关城市发展阶段、竞争力或绩效的诸多评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渊源，对地方政府推动城市金融产业布局的激励远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来得更为直接。
　　此外，这枚城市勋章等级分明。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机构与金融交易聚集的地方，可以按照聚集金融资源的规模及其对周围区域的辐射程度进行等级或类型划分。例如，伦敦和纽约被公认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和新加坡属于区域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国内大陆地区的城市，像上海，几年前曾立志要成为与香港、新加坡、东京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最近两年的形势不大乐观，即使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上也略显被动，近期更是为天津的锐气所挫。
　　当然，地方政府对金融中心的追逐并非一味地附庸风雅。从国内的通常发展模式来看，多数城市都是通过谋求国家政策的倾斜与当地资源的集中调度来实现人工的金融产业聚集。显然，国家政策的倾斜会直接改善当地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环境，从而为当地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同样，城市政府自行调度当地资源，例如以开辟金融街的方式，不仅会在短期内形成账面上的政府业绩，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取由于周边区域金融资源再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利益。当然，地方政府也要为金融中心行动付出代价，在当地金融业得不到可持续发展的情形下遭受经济利益、声誉或政治利益的损失。
　　
　　盲目与混乱的竞争
　　
　　迄今为止，就国内而言，一些城市对于全国性金融中心的追逐是最为醒目的。譬如，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便是近年来涌入这一城市群体的代表。鉴于国内庞大的市场与对外影响，这类城市在试图聚集全国性的金融资源时，距离中国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就不再遥远。此外，其它城市对于打造局部区域金融中心的冲动也一直是相当普遍的。如同经济开发区的热潮可以蔓延到乡镇级别的行政区域一样，以金融街为标志的金融中心建设甚至也可以被各级地方政府所效仿。
　　通常，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哪个城市最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为清晰的一条城市竞争演化路线就是从早先的深圳，到其后的上海，再到如今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共存的局面。在这段时期的最初十余年间，深圳作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配套金融产业的优先发展优势，以及香港回归后的联结纽带优势，在竞争全国性金融中心方面优于同期的其它城市。但此后随着经济发展重心的北移，上海在全国性金融市场的建设方面逐渐抢占了先机，并在本世纪之初便奠定了压倒性的优势。此间，上海也郑重提出了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蓝图。然而，上海的前进步伐并不顺利，在北京打造金融街的强势之下，上海在吸引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总部与重要业务部门的入驻方面没有表现出让人乐观的竞争优势，而整个金融业的经济贡献度也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上升趋势。同样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继续北移，天津在近年来则提出了打造北方经济中心的口号，并在上海颇为失意的近一段时期开始意气风发地宣扬其在金融领域的宏伟蓝图。
　　有趣的是，当以交易所为代表的规范金融市场已经被深圳和上海锁定的情形下，天津与上海都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金融业务创新与试点，谋求同样的国家政策支持，这些共同之处也让金融中心的城市之争昭然若揭。特别是涉及重要国家金融制度与政策变革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离岸金融等项目，倘若恰如媒体之言，可能在一个圈定的区域内进行试点，就不禁让人念及回归已久的香港。毕竟金融试点不同于经济特区，很难在封闭区域内规定机构与居民的金融活动以严控资金的流动。况且，香港在回归后就一直渴望借助人民币业务来抗衡新加坡的步步紧逼，这时漠视属于中国版图而又阅历丰富的香港似乎并非明智之举。
　　还可以看到，当前多数城市所力争发展的金融业务都需要国家政策的特别支持，而这些并非当地经济发展之必需。实质上，这种竞争的目标是全国金融资源的再分配。因此，将这种竞争说成是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争也并不为过。天津距离北京仅百里之遥，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业务的区域差异都不够明显，但两地都在致力于塑造强势的金融产业，就难免存在冲突。更加有趣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开始实质性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是否又要涌现出一个城市，以更有力的姿态冲击全国性金融中心？或许社会上又会涌现出更加坚定的声音，与殖民地时期的旧金融中心相比，山西票号的传统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这样的城市竞争格局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虽然单从城市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获取国家政策支持与全国性金融资源聚集本无可厚非，但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面临的却是资源浪费与效率损失。从南至北的城市金融中心之梦可谓各领风骚。每逢一个城市在金融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积累、商业环境等方面初具雏形，新的城市与蓝图又开始重复类似的历程。
　　
　　现实需要尊重历史与市场
　　
　　面对城市间的金融中心之争，我们需要明确，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区域布局呢？目前，在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竞争格局中，任何城市都无法确保绝对的竞争优势。业已实现的金融资源聚集也不过是某些金融市场，或某些类型的金融机构而已，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全国性金融中心。更为现实的一点，中国区域经济分化显著，即使在某一个城市聚集了全国性的金融机构或开展了国内领先的金融业务，也难以辐射到边远地区。没有实质性的金融交易，这种金融资源聚集不仅缺乏经济效率，也缺乏可持续性。或许我们应该放弃一味追求大而全的金融冲动，多考虑一下历史的进程与市场的需要。
　　虽然国内的大部分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发展时间尚短、水平尚低，但无碍于它们的利用价值，也不必凡事都另起炉灶。城市的金融资源聚集与发展地方经济不同，金融资源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即使自行打造了一套金融体系或施以优惠政策留住了一批金融机构，如果没有持续活跃的金融活动，也终将枉然。从国外城市通往金融中心的众多历史经验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有效行动应该是为金融资源的流入与长期入驻创造适宜的环境。所谓适宜的环境，通常是指必要的基础设施，良好的行政与司法环境、健康的商业氛围、宜居的个人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要素表现。倘若拥有活跃经济所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及适宜的入驻环境，又何必去担心没有外围金融机构的光顾。倘若让全国范围的金融资源能够在各个经济区域自由流动，在适宜处繁衍生息，主观改变国内的金融布局又岂不徒劳无功。
　　虽然2006年9月份伦敦金融城代表团的来华周游已经曲终人散，但带来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伦敦金融的外出游走，显然不是为了布道，其背后实实在在的目的应该是向外猎取养分，为驻扎该城的金融资本寻求新的寄生之所。无论是受访城市还是更多的为此羡慕、仰望的城市，或许已经感触到为境外城市打工的些许担心与激励。对于国内的城市而言，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混乱而盲目应当尽早散尽。